傻瓜国际音标教学视频(傻瓜国际关系学 101（下）国家间政治向国际关系的转变)

大学专业 2022-12-02 19:3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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傻瓜国际关系学 101（下）国家间政治向国际关系的转变

上一节的内容我们说到，我们想要了解国际关系史，就要了解欧洲人发明的国际关系体系，以及它是怎么产生的。在上一节我们讨论了早期国家机器是怎么摆脱教会等普世权力的控制，一步步建立起来的，以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如何确立了“无政府状态”的国家间政治架构。

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近代国家向民族国家的演变，如何把欧洲的“国家间政治”变成了“国际关系”。

上期大纲回顾：

（1）欧洲中世纪的政治体系大崩溃与国家机器的崛起；

（2）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形成和无政府状态的世界；

（3）欧洲国家间政治的“国际化”；

（4）欧洲国际关系体系的“世界化”。

今天的傻瓜国际关系学101（下）为大家讲解释后两个内容。

1. 从近代国家到民族国家--国家为体，民族为魂

上回书说到，早期的现代国家是一种强制性的暴力机器，旨在发动战争并从社会中提取资源。

然而，在18世纪末，这种机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确切地说，“国家”（state）与“民族”（nation）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我在导论中反复提到的一个复合名词，“民族国家”（nation-state）。和近代国家相比，其组织方式不同，追求的目标也不同。

与国家相反，一个“民族”这一个社会群体，是由具有共同的身份认同，和共同的社会惯例组成的人构成的。好比南方北方虽然在豆腐脑咸甜的正统，这一类问题上有差异，但是中华民族是有相对统一的文化和生活习俗绑在一起的，大家对自己的身份认知也是“中国人”。

但是在18世纪末之前，各种民族或者非民族的社群概念（比如犹太人，英格兰人，法兰西人），虽然存在，但是从来没有成为一个政治概念。一个简单的例子，在英法百年战争期间，英格兰军队中也存在相当一部分土生土长的法国贵族。他们可能是因触犯王室被流放（南法的一部分贵族），也可能是因为和某些英国贵族有联姻或者血缘关系（比如安茹和诺曼底地区的部分贵族），也有的是被英格兰人雇佣（布列塔尼边境的一些有产骑士），所以加入了英军。

这些人放在现代，是妥妥的“法奸”，“带路党”，“卖国贼”，但当时的法国人是不会这么认为的。因为“法国人”这个概念本身，在当时就不具有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意味。

但是随着国家机器的建立，新一代带有民族主义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争论，人民应该接管国家，并利用其体制结构来推动民族的的发展。换句话说，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国家机器应当成为民族手中的工具。而从十八世纪末期开始，民族主义者在这些目标上取得了成功。最主要的例子就是大家都熟悉的，美国独立战争，以及法国大革命。

1776年在英国北美殖民地和1789年在法国发生的革命为其他民族主义者提供了榜样。而在大家传统的认识里，这两场战争是“资产阶级革命”，和“民主的胜利”。但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是，这两场革命也是民族主义的革命。

美国宪法序言的第一句话所表述的概念，“我等美国人民 (We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在更早的时代，是很多人都无法想象的，这也是美国宪法的创新性之一。在法国，国王正式是唯一合法的政治行为体，整个人民群体都被排除在政治之外。此外，贵族和教会的力量仍然强大，尤其是在农村地区，那里他们是最大的土地所有者。在中国，也存在类似的传统。乾隆曾斥责纪晓岚，“朕以汝文字尚优，故使领四库书，实不过以倡优蓄之，汝何敢妄议国事？”。国之才士以倡优蓄之，士大夫尚且如此，况百姓乎？

所以在1789年的革命中，法国的旧政权被推翻，整个以国王为中心的社会秩序也被推翻了。法国大革命成功之后，法国这个国家，就遵循“自由，平等，博爱”（liberté, égalité et fraternité）三大原则，由人民，民族进行统治。

这个概念相当于什么呢，以前一家公司是总经理（国王）的一言堂。谁担任高位，是由和总经理的血缘亲疏决定的（贵族）。但是因为这个公司是血汗工厂（近代国家机器），唯一的目的就是榨取员工的价值（汲取资源），去和别的公司竞争（和其他国家作战）。朝九晚五变成了996，996变成了007，不但不发工资，还组织了一帮监工保安队，对不听话的员工进行镇压（暴力机器）。员工们苦不堪言，有没有政府和劳动法可以监管这家公司（国际间政治的无政府状态），唯一的出路就是组织起来，打倒总经理，让员工入股，把公司掌握在员工手里（民族主义革命），然后建立契约合同，保证这个制度可以持续下去（建立宪法）。

所以说这一阶段的民族主义革命就是让人民参与国家治理的武装暴动。

2. 国家间（inter-state）政治vs民族间（inter-national）政治--欧洲范式的发展与传播

而早在1792年，革命的法兰西民族，就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国王开始了对抗。这场战争持续了将近25年，最激烈的时期是19世纪初期的拿破仑战争，以法国将军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命名，他后来则成为了法国皇帝。与旧政权的国王相比，革命的法国政府由于爱国主义的力量，可以发动和依靠依靠全体人民为战争做出贡献。作战的士兵们知道他们用燧发枪和刺刀保卫的，说到底是他们治理自己国家的权力。这使革命者们，以及后来的拿破仑，建立起了一个强大的战斗机器，在战争中迅速地征服了欧洲大陆。

德意志的土地在拿破仑战争早期就迅速被占领，突然而彻底的失败，给所有德国人带来了极大的耻辱。被拿破仑征服之后，到1806年，当时处于破碎状态的神圣罗马帝国终于解散。但是，由于没有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国家”能让德国各地的民族主义者可以团结起来，因此德国民族主义者的最初的应对，是从文化角度而非军事角度出发的。德国的民族主义情绪集中在了德语，德国文化传统，和共同的历史感上。不久之后，一个强大的德意志民族，以普鲁士和奥地利为中心，开始寻求建立一个统一的德国国家。经历过一系列内战外战之后，德国终于击败了法国，于1871年实现了这一目标。

说了这么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国际关系到底有什么关联呢？

这就要回到我们在前两篇文章中说的，“民族国家是现代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政治行为体”。

所以，早期国家间的政治不能被称为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因为“国际关系”实际上指的就是“民族国家”间的关系。这也是为什么“国际”的英语是“inter-national”而不是“inter-state” 。

时间回到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拿破仑战争刚刚结束，欧洲的国家间达成了和解和共识，应该使欧洲恢复到革命前的样子，大家各扫门前雪，互不干涉。然而，民族主义情绪在整个欧洲大陆不断增长，并不断威胁破坏这个共识。主要表现，就是欧洲各地的民族群体，都要求被纳入各自国家的政治，或者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

所以很大程度上来说，十九世纪上半叶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关于“民族自决”，“民族自治”的自由主义情绪，即人民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这一系列运动对国家内部内的政治组织方式，影响非常大，对国际政治也是如此。最明显的是，自决的想法破坏了欧洲多民族帝国的政治合法性。如果这些帝国所包含的所有不同民族，都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那么欧洲的地图将必须被彻底地重新绘制。

1848年，随着民族主义起义在整个欧洲大陆迅速蔓延，这种前景似乎已成为现实。各地的人民，都要求有统治自己的权利。尽管1848年以来的民族主义革命，大都被欧洲各帝国的军队所击败，但民族主义情绪本身却无法控制。雪上加霜的是，在整个欧洲，日益繁荣的中产阶级要求将其纳入政治体系，他们的要求也越来越多地通过民族主义的语言表达出来。简单来说，就是在这个国家我达不到我的目的，那我就分离出来，自己建立我的国家。

结果就是，芬兰人想要一个独立的芬兰（爆发点为芬兰内战和苏芬战争），保加利亚人试图建立独立的保加利亚（1875年起义和俄土战争），塞尔维亚人要求的是独立的塞尔维亚（一战的最终爆发），依此类推。这也成为了一战前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危机的原因之一，而塞尔维亚的独立运动更是成为了一战的导火索。

类似的思想，随着欧洲的帝国主义殖民扩张，更是传播到了全世界。各地被压迫被殖民的民族，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慢慢觉醒，形成了自己的民族身份认同。与此同时，和当年欧洲的民族主义者希望推翻由少数王公贵族垄断的政治体制一样，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人民也希望推翻欧洲帝国的统治，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然而，直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民族自决才被视为一项权利。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大多数民族都组成了自己的民族国家，这也导致了旧欧洲多民族”帝国“的崩溃（奥匈帝国就是典型的例子）。

4. 现代国际关系的初步形成&国际关系学的开端

由于民族主义革命，欧洲国际体系首次真正成为“国际”。换句话说，虽然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专注的国家之间的关系，但十九世纪的世界事务的重点，越来越变成是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但是，在大多数时候，国际体系继续以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相同的方式运行，因为国家依旧是民族的载体，是民族这个抽象概念的具象化。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具体原则，是如下两个：

民族国家主张同样的主权，这意味着它们在形式上彼此平等。
他们一起在一个无政府的系统中互动，在该系统中，权力分散了，所以战争的威胁就一定存在。

民族的加入，使得这些原则起了一些变化。一方面，由于法国大革命以来，民族主义的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领导人认为，没有本国人民认同的领导人所建立的政权，是不具有合法性的。这也意味着，像意大利和德国这样新建立的国家，会被视为欧洲国际社会的合法成员，因为至少在理论上这些国家的政府是对人民负责的。

这种思想的最主要代表人物，就是美国的第十四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对于高中世界历史有印象的，应该记得住这位大佬。威尔逊主张的非常理想化的政治理念认为，德国，奥匈，和沙俄的王公贵族们会为了个人的利益和荣誉四处宣战，但是基于民族自决，代表人民的民族国家更能够和其他的民族国家产生共鸣。所以只要世界都是由民族国家构成的，永久的世界和平可期。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威尔逊出头组织了我们熟悉的“国联”。从这个组织的名字，League of Nations来看，我们也可以把它翻译成“民族联盟”。这是威尔逊理想主义的具体化机构。

这个在我们今天看来非常天真的理想主义构想，在当时看来是非常超前且有一定实现可能的。1815年至1914年这一时期，在欧洲历史上被称为“漫长的和平”（The Long Peace)。很多人把它归结为国际贸易的增长，民族自决等自由主义理念的传播，以及基于民主制度的民族国家的建立。

另一位大佬，写国富论的亚当·斯密就曾经曰国，一个国家之所以富裕，并不是因为它拥有大量的自然资源，而是因为它有能力制造别人想要的东西。为了利用这种能力，国家需要进行交易，并且交易越多，就会变得越富有。一旦对利润和市场份额的追求比对邻国领土的追求更为重要，世界和平自然就会随之而来。

但是到了20世纪，这些我们现在称之为自由主义的希望，大部分都碎了一地，但是也成为了现代国际关系学开始建立的开端。

第一次世界大战让很多人明白，原来民族国家比近代国家更暴力，而且民族国家的杀伤力要大得多。因为它们能够利用民族主义的爱国情绪，动员全国，全民族的资源和人口来进行战争。和平贸易建立起来的信任，相互依赖，以及利润，并没有压倒国家对安全和进一步的霸权的追求。之后包括二战，冷战，海湾战争，反恐战争，直到现在的一系列国际事件，都加强了人们对这一课的认识。

夸张一点说，这一课把世界人民的一顿暴打，开创了国际关系学这门学科，一百年来无数的学者，都在复习这一课，而我们的这个小小的系列，也是从这一课发展而来的。

笔者目前正在攻读国际关系学博士学位，是芝加哥大学以及英国诺丁汉大学国际关系专业的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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